28.
“你看，真是没完没了。”普鲁登斯抱怨道，说的是雨，又下起来了，浇灭了最后一点闪烁不定的日光。石滩、海水和云层糊在一起，呈现出层层叠叠的蓝色和黑色。雨滴没有早上那么大，慢悠悠地，几乎可以形容为害羞地，飘落，粘在玻璃上，像一层融化的糖霜。
护工敲门进来，提醒记者探视时间只剩半小时，所有访客必须在晚上七点前离开。如果他有火车要赶的话，那最好现在就走，今天最后一班开往巴黎的火车很快就要离站了。
“这附近可没有旅店。”护工加了一句。
“阿尔贝，让这位年轻的绅士留下来吃晚饭。”普鲁登斯插嘴，他的法语听起来谨慎又清楚，每一个元音都十分规矩，“就当是让我高兴，好吗？我没有多少访客。而且他还没有尝过你美妙的梨子甜酒呢。”
“可是我们有规定，普鲁登斯先生。”
“就说访客有非常重要的公务，必须今天完成，而且他不愿意离开，你也没有什么办法。”普鲁登斯冲记者眨眨眼，“开往雷恩的车今晚应该还会有两班，就算里弗斯先生九点才走，也还是能赶上的。”
“既然你这么说了，普鲁登斯先生。晚餐七点半开始。”
“谢谢你，阿尔贝。”
护工走了，轻轻关上门。“我喜欢阿尔贝。”普鲁登斯告诉记者，“会酿酒，富有同情心，不像星期四值班的皮埃尔，一板一眼的。我们刚刚讲到哪里？我能看一眼你的笔记吗？1961年圣诞节，我一度以为一切都已经过去了。我和亚历克斯安稳地在布鲁日过了圣诞和新年假期。冬天的布鲁日既萧索又亲切，就像是你在壁炉边打瞌睡时会梦到的地方。旅馆里除了我们，就只有一对从意大利来的老夫妇，他们英语法语都不会，而我们不认识半个意大利语单词，偶尔在餐厅碰到，只能互相点头微笑。我们的客房窗户对着运河码头，一排游船拴在那里，等待夏季的游客潮。比起我们的夏天，我更愿意回忆我们在布鲁日的冬天，雨夹雪永远不停，但炉火也始终不灭。那间漆成淡栗色的客房就是我们的秘密巢穴，在那里，拉上窗帘，我们又重新成为二十二岁的我们，成为孩子，成为没有名字的旅客。”
“一月的第二个星期，我们启程返回巴黎。”
巴里的名字是在二月初出现在报纸头版上的：《阴谋还是栽赃？莫顿于伦敦候审》。文章说尽管外交部公开抗议，但布兰登·莫顿先生为了驱散关于苏联间谍的流言，自愿接受了军情五处的讯问。目前莫顿先生被软禁在一个未名地点，等候最终结果。记者询问了军情六处的意见，得到的答复是：这是栽赃，很可能是莫斯科一手导演的闹剧，误会很快就会澄清。
巴里扬起的风暴在头版吹了几天。哈利把每一份报纸都拿回去给亚历克斯看了，两人琢磨着上面的每一个单词，揣测巴里在这场船难里的生还几率。就像所有新闻一样，这场闹剧逐渐退往内页，沉寂下去，然而还不到五天，沉渣重新浮起，吐出了关于内部听证会的只言片语，在接下来两个紧张的星期里，巴里看起来马上就要彻底出局了，他遭到停职，军情五处搜查了他的住处，种种迹象都对他极其不利。“我们将会见证一场世纪审判。”《快报》的时政记者信誓旦旦地评论，“这也是我们首次清清楚楚地看见莫斯科的渗透有多么彻底”。然而到了三月底，巴里的大幅照片再次出现在头条，就在《莫顿洗清嫌疑》这个大标题的右下方。照片的主角直视着镜头，举起帽子，看起来像个大获全胜的拳击手。外交部和军情六处张开双臂把他接了回去。
拳击手立即着手报复。1962年4月4日，一个信封出现在施密特主编的办公桌上，上面没有邮戳，也没有字迹，显然不是邮差送来的，没人知道是谁把信封放在那里的，楼下的门卫声称没有留意到陌生人进出。信封里装着的是那几张哈利无法提出合理解释的照片，他僵硬地坐在施密特对面的椅子上，握着拳头，像个等待发落的苦役犯。
“我一向不过问别人的私生活。”施密特不情愿地靠近这个话题，就像人们不得不把手伸进排水管里，把堵在里面的老鼠尸体拉出来时一样，令人不适，但总不能丢下不做，“也许你应该离开一阵，哈利，去个有阳光的地方住几天，找个医生谈谈，也许他们能帮你摆脱这个，这种，你知道的，疾病。”
“我不需要医生。”
主编看着他，带着一种令哈利感到恼火的同情：“我欣赏你的工作，哈利，你是个棒极了的记者，这些，”主编看了一眼信封，“我不能假装我没看见，但我也不会报告警察——这里，在法国，这是犯罪，记住这一点。”
“我的私人生活和我的工作毫无关系。”
“你病了，哈利，你需要帮助。”
“你要解雇我吗？”
“停职，直到你能拿出精神科医生证明，保证你痊愈了。”
“不必。”哈利站起来，“我辞职。”
办公室里没什么好收拾的，台灯、打字机和电话都不是他的，钥匙和公函也必须留在原处。哈利只带走了几封信，钢笔和一盒回形针，装在一个牛皮纸信封里。这个房间此刻看起来依然和他刚来时一样陌生，萎蔫的盆栽和雾蒙蒙的玻璃，散发出樟脑气味的文件架。哈利撕下贴在桌面上的便笺，揉成一团，扔进废纸篓，开门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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