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报社的时候没有人多看他一眼。米涅小姐今天不在，外出采访去了。他慢吞吞地走下楼梯，思忖着施密特会怎么宣布这件事，也许会说病假，或者什么都不说。门卫帮他扶住门，一眼看见他手上的信封，问他是不是要去邮局。哈利敷衍地笑了笑，没有回答，径直走进四月初疲弱的阳光里。
他折起信封，塞进衣袋里，在路上漫无目的地走了许久，到达河岸，折返，随便找了一家咖啡店坐下，看着来往的行人出神。那是个阴天，春天总是这样的，没有雨，但云层很厚，泛出一种呆板的灰白色。人们的大衣也是灰色的，哈利看着他们在黑白布景般的街道上缓慢移动，像是从胶片电影里剪下来的一格。他已经来巴黎超过三年了，从没有在工作日早上认真看过这个城市，从来没有这样的时间。
侍应过来问他是否准备点什么食物，午餐时段快到了，要是他不打算吃东西的话，那麻烦把桌子让出来。哈利把零钱留在茶碟里，起身离开，过了桥，往七区的大致方向走去，因为风太大了，一直低着头。
哈利回到圣多米尼克街的时候刚过下午四点，亚历克斯在小茶几上写信，一看见他就放下了钢笔，本能地知道有什么不对劲了。
“施密特。”哈利简短地说，“他知道了。”
“那你的工作？”
哈利没有回答，摇了摇头。亚历克斯轻轻说了一句“天哪，哈利”，从起居室另一边走过来，抱住了哈利，吻他的额头。哈利摸到了亚历克斯的手，用力握紧。风吹起了纱帘，把信纸扫到地上，但他们两个谁都没有留意到。
合同终止之后报社自然也收回了那间位于木偶剧场后面的小公寓，给了哈利一个月时间搬走，和办公室一样，公寓里也没什么要带走的，哈利的大部分私人物件都已经在圣多米尼克街了。他花了一个下午把公寓打扫干净，卷起几条被忘在抽屉深处的领带，和几本书一起放进行李箱里，锁了门，钥匙丢进门房的信箱里，就此告别。
“然后。”普鲁登斯说，琢磨着这个词，仿佛那是个因为风吹雨打而变得模糊的路标，不仔细看的话就会走错路，“然后，《火刑》出版了。里弗斯先生，你现在明白为什么《埃格尼斯的风筝》和《火刑》之间有那么长的间隔了。人们——尤其是传记作家们——常常把亚历克斯的作品当成方便的刻度，自以为把他的人生测量完毕了，忘记了两个刻度之间别有深意的空隙。《火刑》的法文版最初只印了几十本——当然也是由慷慨的马纳先生翻译的——后来又增加了一百来本，并不公开出售，只能在特定的朋友之间偷偷转手。以现在的眼光来看，《火刑》并无新意，不过是两个寄宿学校男学生的故事，他们恋爱，他们被迫分开，他们分别自杀。但我们当时的世界和现在的世界不可同日而语，光是书写这个故事本身就是一种罪行。‘下划线’书店将我们拒之门外，亚历克斯以前常去的一些沙龙像驱逐麻风病人一样赶走了他。巴黎表明了她的态度：你们不受欢迎，请尽快离开。”
“我试着找别的工作，一度给剧院写过宣传单。当时英文报社就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家，尽管施密特什么都没有说，但其他报纸都知道我突然从《视点》离职，并且对此充满疑虑，没有一家愿意给我一个职位。而法语报纸根本不需要一个无法用法文流畅写作的英国人。亚历克斯每天都收到几十封信，一些赞美《火刑》，大多数诅咒他下地狱。同一年夏天我们放弃了圣多米尼克街的小小鸟巢，回到了伦敦。亚历克斯的行李几乎都被稿子占满了，那是《永恒夏天》的雏形，依然没有完成。他依然不让我看他正在写的草稿，片段也不行，当然也不再像以前那样问我的意见。我想有些伤口不是那么快就能好的。”
“我们没有在伦敦停留很久，除了莱拉，谁都没见。男爵在伦敦有好几处房产，乔治以前住在近郊的独栋房子里，现在留给他的遗孀了，他们没有孩子。另外就是肯辛顿南边的公寓，亚历克斯和我悄悄把行李拖了进去，像两只昼伏夜出的猫头鹰躲进树洞一样。我很快就找到了一份兼职工作，为一家园艺杂志写稿，吹嘘最新的草耙，解释扦插技巧，诸如此类，你明白的。你从一开始就在文学版吗，里弗斯先生？”
“不，在厨艺栏目做了六个月，绞尽脑汁思考要怎样夸赞一家平凡无奇的蛋糕店。”
“上帝保佑你。”
“必不可少的折磨。”
普鲁登斯看了一眼手表，差五分钟到七点半。天已经完全黑了，窗户玻璃变成一块平滑的黑色镜子，映出老人、记者和壁炉的火光。不知道什么地方有一扇门被风吹得砰砰作响，听起来像是从餐厅的方向传来的。
“后来，一位老朋友找上门来，是《邮报》，我的第一个雇主，他们恰好需要一个熟悉华约国家的时政记者，我刚刚从海峡另一边回来，当然是他们的第一人选。时隔七年，我又回到了那个充满烟味的大办公室，我同意九月份开始工作，这样夏天就可以陪亚历克斯回去康沃尔——应该是莱拉告诉男爵我们回来了的，因为见过他姐姐之后几天，亚历克斯就收到一封电报，让他到大宅去一趟，没说为什么。我们原本只打算在那里住五天左右，所以收拾了最简单的行李。我订了早班火车，和亚历克斯一起回到了故事最开始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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