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
“电影里可没有提到这件事。”记者说。
“当然没有了，不够刺激，没达到谍战片的标准。那部所谓的‘传记片’为了讨好观众，略去了不够精彩的事实，往巴里身上套了很多捏造的奇闻异事，把他塑造成一个迎合大众猎奇心理的双面间谍。自他在地铁站拦住我的那天之后，巴里就没有再出现过，和我接头的是个年轻的阿尔及利亚人。他给我定了一套复杂的暗号，在电话里用的，这样就算有人监听我们的谈话，也不明白他在说什么。圣多米尼克街的公寓没装电话，所以每次都是打到我办公室去的。要是他推销椰子油肥皂，意思是一小时后在两条街外的面包店门前碰面。如果他说‘你好，请问是佩里埃父子钟表维修铺吗？’，那意味着阿尔及利亚人就在楼下，我必须马上找借口去和他碰头。”
“那些‘信’大多数时候是没有标记的密封文件袋，我会把它们藏在提包里，塞在类似的牛皮纸信封和文件夹之间，趁着新闻发布会或者采访的机会带进大使馆。这算是简单的任务，有时候阿尔及利亚人会提出怪异的要求，比如必须在晚上九点二十七分带着一张明信片等在地铁站里，明信片就是普通的风景明信片，背面爬满了歪歪扭扭的笔迹，是西班牙语，我只认识‘亲爱的奶奶’，‘旅行’和‘很高兴’这几个词，看起来就像是小孩寄给祖母的纪念品。我不得不编出一套谎话应付亚历克斯，匆匆出门，去指定的地铁站。我等在月台脏兮兮的长椅上，不停地看表，直到一个拿着长柄雨伞的男人过来坐下，拿走明信片，在椅子上留下一个信封，我需要把这个信封送到约定地点，发出信号，示意阿尔及利亚人来取走‘货物’。”
“最危险的一次是在波兰领事馆，警卫发现了我刚刚放下的文件袋，想拆开，我跑了回去，从他手里夺回文件袋，辩解说是我不小心丢失的，然后赶紧离开。那个文件袋在我的公文包里多待了整整两个星期，最后我收到新的指令，让我把它送到一座近郊的小教堂里，丢在倒数第二排长椅下面。”
“你一定留意到了，里弗斯先生，一些研究巴里的传记作家和冷战史学研究者或明或暗地指责过我：为什么居然没有怀疑那些文件袋内容蹊跷？莫非普鲁登斯先生是莫顿先生的秘密同谋？这未免有失公平，连当时的军情五处和六处也没能及时查出布兰登·莫顿事实上被莫斯科牢牢握在手里，他们怎么能把矛头转向一个从未受过情报训练的局外人？况且我是被胁迫的，我当时一心只希望这场突如其来的荒诞剧不会波及亚历克斯。”
“十一月某天，我记不住具体日期了，如果你需要知道的话，应该是能调出记录的，中情局和军情六处几年前就公开了全部文件。应该是十一月底，我想。我像往常一样去上班，甚至比平常还早十来分钟到了报社。施密特把我叫进会议室，那是编辑们开晨会的地方，我到办公室里拿了笔记本和钢笔，跟了进去。”
“会议室里坐满了人，但都不是编辑。我愣在门口，施密特叫我关上门，进来坐下。唯一还空着的位置就只有椭圆桌子末端的那张椅子了，所有人都盯着我看，我坐到那里，觉得自己像个等待审讯的嫌犯。”
“总共有五个陌生人，左边两个，右边三个。离我最近的陌生人和我握了握手，说自己名叫米切尔·普利斯科特，他看起来像个小学校长，或者在教区工作了一辈子的告解神父，如果你明白我是什么意思的话，那种自然而然就显得很亲切的人。他有美国口音，解释说自己是美国大使馆的雇员，负责一些‘保安方面的工作’，想问我一些问题，我可以拒绝，也可以自愿作答。当然，如果我拒绝的话，他们就不得不请法国警察过来说服我合作了。桌子周围的其他人没有自我介绍，都板着脸，盯着自己的小笔记本。右手边的一个戴毡帽的男人看上去十分眼熟，但我一时想不起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个人。”
“‘可以。’我告诉普利斯科特，‘问吧。’”
“普利斯科特指了指我的提包，问那是不是我的，我说是。他接着问我是不是每次去使馆都会带这个提包，我回答是的，问他为什么要问这些问题。他没理会，继续问我在过往六个月里有没有和苏联大使馆的任何人接触过，不一定是外交人员，司机，打字员和门卫也算。”
“‘不，没有。’我说。”
“‘普鲁登斯先生，你的生活一切正常吗？这听起来很奇怪，我明白，我想问的是你有没有欠下任何债务，有没有赌博习惯，又或者，有没有和哪位迷人的女士纠缠不清？有没有任何别人可以用来威胁你的事？’”
“我可以感觉到冷汗冒出来了，但我一动不动地坐在原处，免得那美国人看出什么端倪。我在想亚历克斯和巴里手上的照片，想波兰领事馆那个多事的警卫，他报告了那个可疑的文件袋吗？他认不认得我是哪家报纸的记者？为什么巴里的文件袋会牵扯到苏联大使馆？我忽然记起了桌子右侧那个戴毡帽的男人是谁，那是军情五处的康奈利探员，八年前深夜敲开杜松街55号的门，把亚历克斯带走的那个。他刮干净了胡子，虽然被毡帽挡着，还是能看出来头发少了很多，但毫无疑问是同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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