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我想没有。’我回答。”
“‘上星期你去了波兰领事馆。’普利斯科特说。”
“‘还有五六个其他记者也去了。’我说。”
“‘有人看见你走进了非开放区域。’”
“‘那是我第一次去波兰领事馆，找洗手间，迷路了，一发现那是非开放区域就马上离开了。’”
“普利斯科特没再说什么，接下来轮到康奈利问话了，像乌鸦追着腐肉一样咬着几个点不放：还有和迪格比联系吗？没有？詹姆呢？也没有？亚历山大·卢瓦索先生？有，为什么？布兰登·‘巴里’·莫顿呢？没有？你确定吗？”
“施密特主编这时候站出来了，说探员们已经占用我太多时间了，而且提不出任何证据，没理由继续咄咄逼人地盘问报社的雇员。普利斯科特向他和我道歉，解释说我不是‘怀疑对象’，这只是例行查问。希望没有造成太大的干扰。”
“然后他们走了，但没有离开很久。两天之后两个彬彬有礼的先生回来了，一高一矮，自称来自军情六处，给我看了证件，请我‘自愿’跟他们走。我在众目睽睽之下离开办公室，被塞进一辆车里，后座和驾驶座之间有挡板，玻璃涂黑，就像被关进半个棺材里。车程大概半小时，押送者们把我带进一栋外观普通的两层房子。”
“普利斯科特在客厅里等着，请我在沙发上坐下，问我要不要喝气泡水。我拒绝了，他的亲切态度也到此为止。他告诉我一个使馆三等秘书确认见过我从前台取走一个信封，中情局有足够的理由怀疑信封里的是泄露的机密文件，因此也有足够理由怀疑我是苏联间谍。我被这个指控吓坏了——任何人都会被这种指控吓坏的。普利斯科特继续列出我和阿尔及利亚人的几次接触，那个阿尔及利亚人碰巧和一群旅居巴黎的开罗商人关系密切，而这群开罗商人是被莫斯科买通了的，中情局很清楚这件事，因为他们也花钱‘租下’了这些狡诈的生意人。”
“‘你准备怎么解释这一切呢，普鲁登斯先生？’他问我。”
“我终于供出了巴里的名字，复述了他在地铁站说过的话。‘这是勒索，’我告诉普利斯科特，‘巴里手上有一些照片’，但我没有细说是什么照片。普利斯科特问是不是关于卢瓦索先生的，我说是，他没有再问下去，一言不发地听着，仰头看着天花板，仿佛我在说一个他早就听厌了的故事。等我说完，他道谢，离开了客厅，锁上了门。”
“壁炉架旁边的墙上有个漂亮的挂钟，雕着两个吹号角的天使。我在客厅里绕圈，像只关在笼子里的老鼠，盯着指针看。半小时过去之后我敲了敲门，没有任何回应。一小时后之后我敲了第二次，一个面无表情的警卫打开门，说普利斯科特先生正在开会，很快就会回来。”
“他始终没有回来。”
“整整六小时，天黑之后，那两个把我押到这里来的军情六处雇员打开了门，告诉我可以走了。我又被推进同一辆车里，他们把我送回了奥斯曼大道。我的提包和大衣都还在办公室里，但报社已经锁门了。我身上的零钱勉强够买一张巴士票，我设法在十一点前回到了圣多米尼克街，因为没有钥匙，不得不用力敲门。亚历克斯打开门，看了我一眼，问我是不是被抢劫了。”
“如果有可能，我十分想喝一杯白兰地，但家里早就没有任何和酒精沾边的东西了。我关上门，坐到沙发上，把脸埋在掌心里。亚历克斯问我要不要茶，我说‘不了，到这里来，坐在我旁边’。”
“然后我把这几个月来的闹剧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
“讲到一半的时候亚历克斯握住了我的手，等我全部说完，他站了起来，在客厅里踱步，说他一定要给巴里拍一封言辞激烈的电报，最好明天就坐渡轮回去，。我阻止了他，毕竟巴里手上还拿着照片。”
“‘他能用那几张照片干什么？寄给报社？我们可没有什么名声需要维护。’亚历克斯问。”
“我告诉他，报社可能不会理会这些鸡毛蒜皮，但万一巴里把照片寄给你父亲呢？”
“亚历克斯不说话了，回到沙发上，和我一起盯着对面的墙。过了好久，他问我现在是不是没事了，既然我已经讲清楚了巴里的卑鄙勾当，那些情报局来的混蛋们是不是应该明白我只是一头转运货物的无辜骡子。”
“我诚实地回答我不知道。”
t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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