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三年，香港。
结束了工作的华京生与写字间的同事们打过招呼，便一手托着西装外套，一手拎着公文包，步履匆匆地下楼回家。途径菜市场时，还在烧腊店里买了半只烧鹅，特别强调要两只完好的肥鹅腿，因为那是他和阿容的一双儿女小成、玲儿的最爱——虽然确切来讲那两个孩子的父亲应是他死去的好友阿泉，不过对于已和阿容携手走过十年的京生而言，这一儿一女便与他自己亲生的也没任何分别，就连孩子们的亲奶奶、当年激烈反对阿容和他交往的阿泉母亲，也因在日常相处中对他这个继父挑不出半点毛病而渐渐缓和了态度。再者不知是不是福至心灵，一向在工作问题上处处碰壁的他竟然找到了一份设计师的职位，还做得顺风顺水，几年下来居然也升到了主管，距离父亲生前对他的期许已是相差无几，对比曾经那段不务正业、一事无成的轻狂岁月，如今他这个老街坊邻居口中的“大毛”，已然是判若两人了呢。
可是，即便如此，这十年之中每到给父亲扫墓之时，京生的心头却总会变得沉重无比，怎么也轻松不起来。他总是絮絮叨叨的给父亲讲述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妻子还有那一双儿女，至于他明明知道父亲在这人世间还有另一份牵挂，却就是无法开口，实在良心过不去，也只能是支支吾吾的对着父亲的墓碑说上一句，爸爸，港生他在台湾呢，他身体很好，也有工作做，你……你不用担心他的……
京生记起自己每次一对父亲说完这样的话，内心都会愧疚难当，他知道父亲如果活着的话一定还会追问下去，譬如港生在香港待得好好的，怎么会突然跑去台湾？他在那边做的是什么工作？工资如何？够不够他在当地的日常开销？他身边交往的都是些什么人？打算什么时候结婚生子？以后还回不回来？而他这个做大哥的之所以惭愧，正是因为除了第一个问题之外，剩下那些问题的答案他也同样一无所知——自从十年前他们兄弟在台北一别之后，他便再没有见到过港生，十年间两兄弟的联系便唯有那零零星星的来信和屈指可数的电话，看那信封上的地址写的是台北近郊的某个小镇，但他听港生说过他们住的地方比那小镇还要偏远得多，等于是那小镇下辖的一个荒郊村落，人烟稀少、交通不便，每次想要寄信都得赶到镇上的邮局，一来一回就要费去好几个钟头，而他担心腿脚不便的母亲一个人照看不住Julian，更担心一觉醒来寻他不着的Julian会不顾劝阻地冲出家门，万一跑到附近的山林河沟，出了危险就糟了——至于他们母子三人为何要住到那么偏僻的地方去，京生却是无论如何也不忍对父亲讲明，尽管那段尘封的往事在他的脑海中从未褪色，也曾在这些年的深夜里一次次将他的内心煎熬，但除了阿容，他却不能向任何人倾诉，而即便是善解人意如阿容，听过之后也只能是唏嘘不已，或是陪着他一起掉泪，除此之外，也再无办法……
生而为人，有些时候，还真的是不能不认命啊。
京生叹了口气，提起那包好的烧鹅，一路向家中走去。每到这万家灯火的时分，他的思绪总会不由自主地飘向一海之隔的台湾，飘向那座叫不上名字的小小村落，不知港生这会儿是不是也在准备晚饭了？比起自己家中有阿容打理、累了一天一进家门便是饭香扑鼻的待遇，他就连想象一下港生那副忙前忙后劈柴生火、满头大汗淘米下锅的样子都于心不忍，虽说还有继母和Julian陪在港生身边，可他清楚继母年纪大了，又拖着一条假腿，港生是绝不可能让她操劳的，至于Julian，他……
回想起当年那场惊心动魄的拯救行动，究竟是对还是错，是帮了他们还是害了他们，京生自问真的说不清楚，他只知道十年前的那一天，港生抱着父亲的遗像哭过之后，便下定了决心要回华夏集团，还坚决不许他这个大哥同去，只一再叮嘱他要照顾好母亲，当时的他只能守在家中苦等，正等得心急如焚时，终于接到了警署打来的电话，通知他港生在围剿Julian的行动中受伤，现正在医院急救，万幸的是那一枪没有伤到要害，加上警方送医及时，港生的性命总算无虞，虽然那处枪伤也让他不得不在医院里躺了整整一月。而在最开始陪床的那几天，他根本不敢回答港生对于那两位亲人现状的询问，每每含糊其辞，直到隐瞒不过，这才将继母已和小孙远走台湾以及Julian精神失常、被送进治疗中心的消息宛转告之，时至今日他还能清楚记得港生在听到那两个噩耗后的反应——没有哭喊，也没有失控，只是静静地靠在枕上，整张脸都没了丝毫血色，许久之后，才轻轻地问他道：
“妈并不是为了那个姓孙的男人而抛弃了我们，是吗？只是之前我和Julian的做法伤了她的心，Julian用难听的话骂她，我又不肯见她，她一个人在香港太无助、太孤独了，所以她才会答应跟小孙走，只要我和Julian追去台湾找她，向她解释清楚，从此伴她左右，她就会原谅我们了，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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