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ilogue
《公子优的手指》
——关于《音乐家们的手指》是怎么来的
这篇文章不聊《手指》一文的构思，也不反思什么，就聊聊灵感的背后，到底是什么东西让故事变成现在这样，而不是另一个样子。
上个月我读了《读库》的1803期。在第一篇《毕飞宇和他的王家庄》中，毕飞宇说到了童年和少年对一个创作者的影响，由此我开始思考，那些我以为是“灵感让我写出来”的东西，是否从根本上是来自童年与少年，准确地说，是过去的记忆的一角？那些我以为“我选择写了它们”的东西，真的是我选择写的，还是其实我根本没得选？
比如，钟关白小时候偷跑去独奏会，第一次遇见温月安的场景，我在写完全文后发现了这个场景与我童年的联系。
小学时我学钢琴，母亲带我去一家剧院听钢琴独奏会。当时观众席里有很多同样学钢琴的儿童，这些儿童以及他们的家长应该占到全部观众的七成以上。我已记不清当时的演奏曲目，但忘不了现场的吵闹。能记得这样清楚，是因为由于真的太吵，那位外国钢琴家弹到一半，一言不发地愤而离场。今天在国内听音乐会应该已经见不到这样的场景。大约三年前我在国家大剧院听勃兰登堡交响乐团演奏德沃夏克，现场已是另一幅画面。
我现在回顾那个台下坐满了小朋友，钟关白一个人跑上台去的场景，发现它确实来源于我的童年，所以它不是别的样子，它就会有找了托的司仪，有兴奋发表自己看法的小朋友，它就是现在文中的样子。
当然这个场景里还有一个温柔耐心的温月安。他是至少三个人的集合。其中一个人我没有见过，仅仅在我少年时期一位朋友的口中出现过，这个人是我朋友的钢琴老师，小时候因为一场事故截肢。我朋友这样描述她的钢琴老师：他温和，博学，风格很高，是她见过最绅士的长辈。在我的少年时期，绅士还没有其他意味，只为表达崇敬与仰慕。
关于温月安的外貌和气质，来源于另一个人。大约在五六年前，我在长沙的桃花岭看见了一位坐轮椅的老人，由一个年轻人推着。那时候正是春天，岭中水流清澈，满山的花都开了。那位老人穿一件像厚长袍的对襟布衣，头发全白了，梳得整整齐齐，举止之优雅，面容之淡然，令人折服。我从没见过眼神那样澄澈的老人，当时就想，真像民国旧照里的美人，今日出门，想必也是来赏花，可惜不如我运气好，花外还赏了人。
第三个人，是我的一位老师。付诸笔端的师生情，多半源于这位老师，在此不多提。
人物也不是全有原型。有读者朋友说，感觉到我，即作者本人是一个钟关白和陆应如的结合体。还有两个朋友，一个明示，一个暗示，双双表示文中对音乐的追求，其实是作者对自身写作追求（或者说，一切创作）的一个隐喻。应该说，我没有钟关白的天赋，也没有陆应如的能力，钟关白的笨拙还是有一点。
一个作者在写一个东西的时候，常常不是为了写它，这很普遍。将音乐作为载体，很大一部分原因确实是因为喜欢，写这一篇文给了我花时间去听音乐会、逛音乐家博物馆、看古典乐相关书籍以及练琴的借口，因为喜欢好像不是正当理由，写作当然是正当理由啦。
不能否认的是，音乐和文学非常像（此处没有认为我写出来的东西能算得上文学的意思）。曾有乐评人也用过这样的比喻：“音乐是一个过程性的东西，欣赏一首古典乐曲，与欣赏一幅画不同，它更像阅读一本书，那不是一瞬间的感觉，它需要时间的积累。”
在写《手指》时，我常常反复听同一首曲子的不同版本，这关乎不同的演奏者或改编者如何诠释同一个主题，比如同样是《梁祝》，吕思清老师的小提琴协奏曲版本，巫漪丽老师的钢琴版本，只保留主旋律的简化版本，还有其他种种不同的版本，它们都是在哪一处击中了我？它们和我喜欢的一些文学作品一样，都不是猛然来的冲击，而是在不知不觉中渗透了我，有时候我能发现是这一处击中了我，这一声小提琴，这一弓，这一句话，但是在这一处前的那些没有击中我的东西，我也知道都不是白费，不是不好的，不是没有必要的安排，不是因为不够简洁而可以被割除掉的冗余。它们是一种积累，将我引到让我被击中的那一处。所以从《手指》开始，有了闲笔，有了一些我认为美的东西，它慢下来，耐心了一点，不为勾着人不停地翻页，也不为尽快地讲完一个故事的前因后果。《手指》的叙事就是从音乐里来的，它的节奏，它的布局，都受到了音乐的启发，它不像我之前的任何一篇文。
说到创作和理想，《手指》也确实有一些自我反思，但它们就在文里，在此也不赘言。
写这篇文章时，我犹豫要不要讲一讲“那段历史”又是怎么出现在我的文中的。我想，要是我站在十年后，因为想了解十年前的自己是怎样想的而去读这篇文章，我不希望看到自己只说些官样话，十年后，我应该还是想看到当年的自己没有鲁迅所说的“冷气”，哪怕各个方面的环境其实都没有那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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