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
不请自来的情报，通常要在克格勃漆黑的、鼓胀的肚子里经过重重过滤，仔细审查，确证，分析，删减，改写，然后才分发到真正需要它的部门去。要是运气很好的话，整个过程大概耗时两三个月，要是运气不好，这些文件就会永远丢失在官僚主义灰色齿轮的间隙里，再也找不回来了。
伦敦来的这一份情报，碰巧属于运气好的那一批。克格勃时常收到类似的举报，声称某某上尉或者某某口译员是西方间谍，最后查证下来，这些“情报”多半是嫉妒的同僚写的，意图借着反间处的刀，把看不顺眼的人捅下来。要是这些从天而降的“机密”是外国人送来的，那克格勃就更警惕了，这些人要不就是想用沙子换金子，要不就是军情六处特意炮制的毒饵，想把克格勃珍贵的外勤引诱出来，一网打尽。
于是，在伦敦这个下着小雨的灰暗早晨，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不速之客和克格勃伦敦常驻特工一起坐在二楼的书房里，淋了雨的文件夹放在两人之间的桌子上，像一头被击毙的公鹿，他们得商量怎么宰。隐藏在书架里的录音机悄悄运转，录下他们的每一句话。英国人再次要求五万英镑现金，被苏联人委婉拒绝了，说要先确定他手上有金子，才愿意付钱。
录音机把陶瓷轻微的碰撞声也录下来了，他们在喝茶。访客不愿意在摸到货真价实的钞票之前透露任何情报，两人为此来来回回争执了一番，但最后，“为了表示诚意”，访客说出了克格勃在巴黎的一次失败暗杀行动，并且带着一丝嘲弄评论说，“你们以为‘只是倒霉’的事，都是我们安排好的，让它看起来像无心之失而已。”
瓦西里按下暂停键，把录音带倒回去，重新把这句话听了一遍，“都是我们安排好的，让它看起来像无心之失而已”，然后再一遍，摘下耳机，取出录音带，看了看上面的日期，是两个星期前录的。这么重要的线人，伦敦那边居然拖延了足足半个月才决定把录音寄回来。他匆匆写好一份电报，下楼，叫醒夜班发报员，让他通过加密渠道发给伦敦情报站，催促站长接受线人的条件。等到天亮，他会亲自去找科里亚叔叔，把那段最可疑的录音放给他听，请老家伙批准伦敦站从备用的“小水池”里调出钱来，五万英镑着实太多了，瓦西里可以先申请十分之一，给线人一点甜头，再慢慢设计下一步。
他摁熄烟头，打了个哈欠，起来活动了一下，坐回去，着手填一堆无关紧要的表格，纯粹是为了阻止自己想菲利克，但这就像试图阻拦一朵雨云一样徒劳。楼梯上的吻纯属意外，可以把责任推卸给酒精，但他实在没必要在车里说那句话，又把一池泥水搅浑了。他一直都以为自己是两人之中更加聪明的那个，因为他年长，因为他“懂政治”。不过从菲利克最近的晋升来看，小老鼠未必就不懂了。这有点出乎意料，因为瓦西里以为菲利克顶多就当个档案室文员。“旷野”真的会改变一个人，他们每次见面，菲利克都变得比上次陌生了一些，瓦西里不懂得怎么应付这种变化。他成长于一个惧怕变化的世界里，一切都应该是设定好的、理智的、最高的、永恒不变的。而菲利克和他分享着的是界限不明的情感和无所适从的欲望，一条又一条细细的蛛丝，轻轻一拽就会断，但又黏在手上甩不掉——瓦西里最清楚这一点了，他试了好几次了。
莫斯科凌晨三点，伦敦时间凌晨一点，还没动静。他点了一支烟，把录音带塞回去，倒带，从头到尾把这场四十分多钟的对话听了一遍。许多未经证实的线索似乎指向菲利克，但又模棱两可，没有办法彻底确证。菲利克不是克格勃在西欧的唯一一个猎人，巴黎也有过不止一次“打猎”行动，失败的也不少。瓦西里的大脑有一半在喊叫“就是这条路线，追下去”，另一半同时在奋力排斥这个想法，要是菲利克背叛了苏联，就是背叛了他们共同拥有的过去，等于背叛瓦西里本人。他不愿意相信菲利克做得出来。
瓦西里睡着了一小会，靠着椅背，头歪向一边，被电话铃声惊醒的时候已经是四点四十六分。伦敦的答复发回来了，译码员一边解码一边读出来：“无法开展逗号目标人物已死亡句号。”
瓦西里盯着电报看了很久，皱着眉，“叫他们详细解释。”
发报员照做了。
伦敦的回复这次来得很快，电报机哒哒作响，“线人醉酒溺水身亡逗号已查证逗号无可疑之处逗号可见10月23日泰晤士报内页句号。”
“问他们线人的‘货物’在哪里。”
这次伦敦花了十五分钟才回答，好像得先找个什么人商量一下，“此人为赌徒逗号债务缠身且已被MI6开除逗号并非可靠信源逗号本站决定不接收其情报句号”
于是就这样了，他还没见到风筝长什么样，线就断了，落在泥水里。唯一的好处是现在没必要去低声下气向科里亚叔叔乞求几千英镑了。他当然可以要求彻查伦敦情报站，看有没有人泄漏风声，但这除了把使馆搞得鸡飞狗跳，又有什么益处呢？更别提伦敦站站长从此之后会成为他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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