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个并不打算全力往上爬的人而言，菲利克的仕途算得上非常顺利。1977年九月，派驻巴黎三年后，菲利克·奥尔洛夫回到了莫斯科，直接被难以捉摸的官僚主义之臂提拔了好几层楼，放到科里亚叔叔身边，充当“私人助手”。他在这个不起眼的职位上安静地待着，像只尽力和阴影融为一体的斑鸠，不发表意见，不表现任何倾向，但特勤处雇员对菲利克的态度还是变了，半是忌惮，半是恭敬，老猫头鹰快要退休了，谁都能看出来“助手”实际上是他的传声筒和代理人。
军情六处让他“自行判断”和瓦西里的关系，菲利克最终决定不靠近，然而实际效果却是若即若离。两人在菲利克回国之后第一次见面是因为小宝宝的生日，尤利娅的女儿，刚满一岁。菲利克礼貌地拒绝了“来抱抱小家伙”的提议，躲到一边，看着其他人绕着婴儿打转。婴儿浑然不觉，在带花边的蓝色毯子里呼呼大睡。
瓦西里很迟才来，把一个随便用尼龙绳扎起来的礼物盒放到桌上，先吻了妹妹，拥抱了妹夫，然后弯腰吻熟睡的外甥女，把她从妹妹怀里接过来，悄声对她唱歌。直到瓦西里抬起头，目光和菲利克对上，菲利克才赫然发现自己在盯着对方看，脸上挂着没来得及藏起来的微笑。瓦西里也勾起了嘴角，但没有过来，很快移开目光，继续和尤利娅谈话。菲利克靠着墙壁，不自在地扭动了一下，想走过去，马上打消念头，双手放到背后，紧紧交握起来。
1977年也是属于瓦西里的好年头，反间处处长波里斯·普卡耶夫年初退休了，接替普卡耶夫的就是瓦西里的父亲，今年刚晋升上校。到菲利克回来的时候，瓦西里已经坐上了柏林办公室的第二把交椅，同时负责外派人员的反渗透调查，用克格勃的话来说，就是管理猎人的猎人，瓦西里喜欢形容自己是除草的，巡视着苏联的广袤麦田，发现野草或者看起来像野草的东西一律割掉，不问缘由。他不喜欢别人说起他父亲，坚称自己得以晋升是努力工作的结果，断然不是父荫。菲利克就没那么笃定了，凭他的履历，应该不足以让科里亚叔叔张开翅膀把他揽进怀里，要是父亲没有从中撒布人情的鱼饵，菲利克会很惊讶的。
在科里亚叔叔的暗示下，菲利克开始学英语，每周三次到一栋没有门牌号的水泥建筑里去，坐在一间通风不好的教室里。班上的人年龄参差，有刚招揽进克格勃的新毕业生，看上去还是个孩子，也有四十多岁的外交官，一脸厌倦。所有人互相之间都不说话，揣着属于自己的小秘密，从“你的名字是？你今年几岁？”开始攀爬新语言的滑溜山路。最开始的老师是个瘦瘦小小的波兰人，用那种被烟和酒摧毁了的嘶哑嗓音解释语法。后来又换成了一个头发花白的英国人，俄语说得滴水不漏，自称是六十年代叛逃来莫斯科的，并且在伦敦、华盛顿和伊斯坦布尔都闹出了不小的动静，听他说话就像在听电台直播。菲利克每次见到这位把领结打得一丝不苟的归化公民，就油然而生一种单方面的战友情谊。这位绅士已经走过了那条菲利克正在跋涉的险恶林间小路，虽然方向相反。他以后也会变成这样吗？在伦敦的某栋同样灰蒙蒙的建筑里，无名无姓，给新来的外勤上俄语课？但菲利克不是叛徒，他绝不会逃离苏联。他只是稍微折弯了规矩，救下无辜卷入冷战的人而已，这可不能算背叛。
在回家的电车上，菲利克最常做的白日梦是规划逃亡路线。要是事情真的变得糟糕透顶，他可以偷一辆车，疯狂往西开，直到没油为止，然后徒步穿过散落着集体农场的荒野。但这样太慢了，克格勃有车和军犬，不到十二小时就能把他抓回来。也许应该优先考虑夜班火车，那种带有肮脏卧铺，次晨到达列宁格勒的。这个时段，车上不管是乘务员还是旅客都疲惫不堪，而且多半都喝醉了，一门心思打瞌睡，不会注意到什么异常。不过克格勃可能在途中任何一个站截停火车，上来搜查，就算他顺利到了列宁格勒，接下来要怎么到边境去？去哪个边境？怎么过去？
莫斯科是个逃不出去的铸铁笼子。
克格勃没有派人跟踪他，至少菲利克没看见。出于这一行里人人都有的被害妄想症，他还是不停地借助商店橱窗或者路边汽车的后视镜观察街道。这里毕竟是莫斯科，他得比身在异国他乡的时候更警惕。每天早上他都会把布兰登给他的号码在脑海里翻来覆去背一遍，这个号码不会有用的，他知道，布兰登也知道，这不过是军情六处一个表示友好的姿态，一份纪念品，好看，百无一用。
他第二次和瓦西里见面，出乎意料地，是在楼梯上。那时候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多了，菲利克开会回来，在隔音室里关了四个小时，衣服上全是烟味。瓦西里坐在六楼和七楼之间的楼梯平台上，两人互相把对方吓了一跳。瓦西里试图起来，又重重地坐了回去。菲利克能闻到他身上的酒味，伸出手去，想帮他站起来。瓦西里摇摇头，抓住楼梯扶手，把自己拉起来，踉跄了一下，靠在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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