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早该知道。
我早该知道自己所有的坚持都只不过是一种代偿心理。
我否认人死后会有灵魂的存在，原因仅仅在于让自己的心理好受些，我可笑的自尊心不允许我去缅怀一个死去的人。
我甚至认为那些为过世的亲人祈福、烧纸的都是些蠢人，只有自己才是绝对的理智。为了让自己从悲伤中尽快走出来，我强迫自己否认对陈子杰的感情。
结果就是，我越是想忘记陈子杰，就越是控制不住的去想他。
想他一股乡土味的塑料普通话，想他做的难吃的酸菜鱼。
原来距离陈子杰离开，居然已经有五年之久。
曾经我认为五年很长，因为那几乎是我生命的四分之一，可现在回过头看，一切都变得那么遥远。
所有关于我和他的点滴，也都从一开始鲜明的疼痛变成了一条暗色的伤疤。
只要不去碰，就不会痛。
但那条疤痕就一直在那儿，时时刻刻提醒着你，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
五年前我刚大学毕业的时候，我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和无人问津的文稿只身来到岭北，梦想着能在文坛有一席之地。
而残酷的现实很快教会我做人，当时我手头的钱只够租郊区的一个小茅屋，还是和两个从南方来的乡下兄弟一块儿合租。
那时我年纪小，想法也比较偏激，总觉得自己好歹是个名牌大学生，跟俩农村小伙挤在一起住是一件特别可耻的事情，那时的我每晚出去买盒饭的时候都忍不住对着暗紫色的晚霞惆怅。
我在心里发誓，总有一天我会出人头地，然后把这段可耻的经历彻底忘掉。
好在我们虽同在一个屋檐下，却因为作息问题很少碰面，更很少讲话，我因为熬夜写作的关系，一般起床都要八点后，而他们哥俩天没亮就出门了，直到天黑才能回来。
日子久了，我也从这两人的对话里咂出点信息，原来那两人是堂兄弟，结伴从村里到岭北干活，除了最基本的吃穿用度，他们所有的钱都会寄回家里。
或许人类的天性质疑就是爱窥视他人，为了摆脱死水一样无聊的日子，我时常以观察他们兄弟二人为乐。
那个个子稍微高一点，皮肤黑一点的短发青年是哥哥，名叫陈方圆，他话不多，却很懂照顾人。
个子矮的就是陈子杰，他当时还没成年，也就刚到一米七的样子。那时候陈子杰的造型很非，是那种染得有点焦黄的厚刘海，眉毛被遮了个严严实实的，总爱穿个比自己大一号的黑色羽绒服，里面穿着起球的灰色毛衣。
和陈方圆的沉默截然相反，陈子杰说起话跟倒豆子一样噼里啪啦的，经常在他哥的提醒下才会放低音量。
虽然他从未主动找我说过话，但是我时常注意到，他会在经过我身旁的时候多停留几秒，又或是假装在屋里头拿东西，然后偷偷看我在写什么。
我装作没看到的样子，心里头只觉得这样的乡非少年是不可能懂我写的东西。
我们像是同处一个平面的平行线，不会发生任何交集。
日子一天天的过，我坐在笔记本前看那扇破烂的木门被兄弟俩不断地推开又关上。有时俩人说说笑笑的回来，有时俩人沉默着什么都不说，我从来不知道他们白天都在干些什么，经历了什么。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我的热情、我的灵魂，都被囚禁在这个茅屋里，无处可逃。
我甚至开始羡慕起那对兄弟俩，因为不论他们将要面对的明天是什么样的，至少他们有彼此陪伴。
不像我，总是只身一人。
很快冬天就到了，那段时间我状态特别不好，投出去的小说石沉大海，参与的文学杯屡屡落选，为了生存只能窝在屋里给别人做枪手，去写一些我根本不屑的文字。寒冷和一连串的打击令我比平日里更寡言，也更愤怒。
陈方圆是个有眼力价的，出门都是绕着我走，生怕我乱撒气，陈子杰估计是被叮嘱过了，那段时间里说话也是压着嗓子嘀嘀咕咕的。
我甚至觉得自己是个连残疾都不如的废物，处处需要别人的怜悯、包容。
我记得那年冬天的岭北格外的冷，而城郊的晚上是没有供暖的，条件稍微好点的人家会自己买个电暖炉什么的取暖，而像我们这种一屋子的穷鬼就想都别想了。
白天敲键盘的时候，我的手指都不听使唤，关节之间像被塞了冰碴子，只能敲一会儿，就把手塞进脖颈缓一缓，再接着敲。
到了晚上就更难熬了，寒冷令头脑格外清晰，经常一晚上被冻醒好几次，睡眠质量的不好导致我的脾气更差，甚至开始有点脱发。
这样的日子熬了一周。一晚，陈方圆主动找我，问我愿不愿意把床拼在一起睡，晚上能好过点。我同意了，当晚我们就把三张小床拼在了一起，晚上每个人都穿着棉衣裹着棉被靠在一起睡，才感觉有点热气儿。
我睡在靠墙那侧，一翻身就能感受到墙面透出来的寒气，无奈只能把头扭到朝人那面。睡在我旁边的是陈子杰，那是我和他哥俩住一起以来，第一次认真看到他的脸。
白天时挡着眼睛的厚刘海被压得凌乱，我轻轻用手指往一旁拨弄着了一下。
那是一张稚气未脱的脸，乍一看有点男生女相，脸蛋圆润但皮肤有点粗糙，脸颊上还有被冻出来的高原红，但能看出是个白肉底。鼻子秀长挺直，但鼻翼却很薄，看着没福分。我又撩了下那碍事的刘海，少年微微拧了下眉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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