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策说了几个乐队名字，盛夏听得一愣一愣的，那都是很老很有地位的老乐队，只不过有的销声匿迹，有的变成老炮，都是他记忆里很久远的名字。
“那时候摇滚不行，市场不好，刚过鼎盛期，就是红磡过了那阵，萧条期。”高策说，“时烨家里不管他，他辍学了。钟正嘛刚刚上大学，迟来的叛逆期，一边上学一边跟着他闹，缺课太多还差点被退学，肖想家里也不让她出来玩鼓。他们几个凑在一起，天天搞伤痛青春那一套。那时候已经有飞行士了，但他们是散的。”
时烨看着盛夏道：“别听策哥瞎说，也没那么非主流，就是大家那会儿都挺迷茫颓废。钟正肖想我们不是因为开心才一起做乐队，我们是因为不开心才凑在一起玩的，所以一开始很嫌弃对方。”
“后来我和谢红带着红雷乐队搞了一次巡演，他们也跟着去做了，48个城市，那是个冬天，因为要跨年，他们说自己都没家，让我带着他们出去。那时候他们甚至……都没成年。”
高策举起一只手指：“那时候一个乐队要做下去有多难，你根本无法想象。所有人都必须再做一份别的职业来养着乐队，养着梦想，养着自尊。我现在想一想，都不知道那会儿我们是怎么熬过来的。”
时烨拿着酒，突然笑了下，但没接话，只喝了口酒。
“那会儿一个个脾气臭得要死，有几年三天两头说解散。”回忆起往事，高策表情变得柔和了些，“我试图说服他出唱片很多次，很多次，我说我捧你，我倾家荡产捧你，你一定会红，我签你，我把你捧到大红大紫。我知道时烨一定会红，那时候我几乎是肯定的，他一定会红。但这小子不乐意，我知道他只是喜欢漂着，喜欢弹吉他，喜欢把人比下去，说别人菜，说别人垃圾，喜欢被别人认可。”
盛夏听得很认真。
“就是那时候，谢红跟我说她想把酒吧卖了，她说她想去别的地方看看，去过别的生活，去帮助别人……我们大吵一架，那时候我固执，她也固执，闹得不可开交。”
“我觉得她犯蠢，他觉得我虚荣。”高策摇摇头，“酒吧做不下去了，分账的时候都闹得很难看，算是撕破脸了，时烨知道。那时候我太需要钱了，我就是想做出点什么来，证明给她看我能把大家眼里小众的东西推向市场，证明这东西可以赚钱，证明做这个梦让我们有好的生活，证明我们可以成功。”
“飞行士发第一张专辑的时候，我问过时烨。”高策点了支烟，“我问他，如果你永远不会红怎么办？他回答我说，他这辈子只会弹琴写歌了，不会再做别的。我其实当时觉得很可笑，因为我像他那么大的时候也那样想过，但我失败了，所以我把希望放在他身上，他比我强。”
“我能预料到他们会红。时烨的吉他封神，肖想年轻时打鼓的现场录下来你都不用修音，钟正是高材生，聪明又有想法。最难得的是他们的形象那么好，万里挑一，飞行士不火谁火？”
“他红了，跟我想的一样。红到……”高策眯了下眼，“红到已经到了另外一个层次。圈里圈外倒是开始喷他们了，说他们开始捞钱，做的歌越来越没灵魂，哪里还是乐队，明明就是偶像天团。”
盛夏本来想反驳，但面前的高策把杯子里面的酒一口喝完，突然对时烨道：“烨子，你还记得谢红是怎么跟我们描述她的理想的吗？”
“当然记得。”时烨点头，“她说她是小地方出来的，知道农村里能玩的东西少，精神物质都很贫瘠，而精神贫瘠是最为可怕的一件事。她说很多小孩子在青春年少的时候没事情做，就在游戏厅台球室里面浪费时光，甚至会去打架，飙车，吸 毒，犯罪，扰乱社会。她想填补那种贫瘠，因为摇滚乐本质是会给人力量的，如果用音乐代替腐朽的东西，能给更多人一个精神寄托。她还说过，自己一个人或许没办法改变很多，但力所能及地去试试看，去推广，去迈出一步，总会有一两个人会被改变。”
盛夏点了下头：“这个我深有感触，红姐是对的。如果我小时候没有听到那些歌，开始学琴，那我的人生大概也会不一样。”
高策看着面前的酒杯，突然沉默了。
他开始一言不发，看着那杯留给谢红的酒发呆。
这一晚他们清醒又不清醒，说什么，做什么都不受控制，譬如高策的沉默，和此刻没法掩饰的落寞。
他在想什么？好像也不太重要了。
时烨从吧台里走出来。他本来想拉着盛夏走掉，把空间留给高策。但盛夏扯了扯他的袖子，又指了指舞台，说：“时烨老师，我们唱首歌给红姐吧。”
时烨跟店里的吉他手借了电吉他，酒红色，挺骚气的颜色。贝斯手和鼓手都认识他们，看着时烨一身正式的黑西装，笑了下说：“您今天怎么穿这个弹吉他？别说，还挺酷。”
他们沟通了下，最后唱的是《bitter sweet symphony》
酒吧里没有弦乐，时烨用吉他在前面垫了一段。他弹得很认真，这身衣服，这个地点，都让他不得不专注地面对此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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