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夏末，天气闷热潮湿，集中营里人换了一批又一批，很多人被折磨得骨瘦如柴，也有不少人选择自杀。我曾经亲眼在营房里看到一个青年的尸体悬挂在头顶，他的身体摇摇晃晃荡在上方。所有人麻木不仁，似乎已经感受不到痛苦，也感受不到死亡即将到来的恐惧。
而贝海姆叫我去医疗所的次数越来越频繁。
“我要离开这里了。”他说，同时递给我一张纸，“去另外一个集中营，我在死亡名单上看到了你的名字。”
“我会死吗？”
“和我走吧，至少保证你能活过明天。不然你很快就会被注射试验胰腺液。”
“我该以怎样的身份离开？”
“实验品。”他简洁地回答我，手里在填写一张表格，“这是申请表，如果你没有异议，明天就出发。”
“去哪里？”
“奥斯维辛。”
那时我还不知道奥斯维辛是什么地方，有何用途。集中营到哪里都是一个样，一样的残忍黑暗。我答应了贝海姆，准备离开时，他给了我双份的面包和肉罐头。
“多吃点吧，会有用的。”
我用报纸将食物包好，离开了医疗所。不能被任何人发现自己得到了诸多好处，需要面对的敌人不仅是卡波和医生，还有同你一起的囚犯。
明天我就要离开这里了，在这里住了八个月，目睹了许多不公正的、非人的待遇，我为了活下去不择手段。我认识了舒尔茨、卢卡什、还有雷奥。现在我要离开了，离开法国，前往一个我从未听说过的地方。
营区左数第七棵树下。
我还有最重要的一样东西没有取出来。因为贝海姆特殊的“关照”，我每天都有自由活动的时间，虽然不长，但足够我把乐谱挖出来。路过营房的时候，我通过不算干净的窗户看清了自己。
双颊凹陷，眼底下有厚厚的黑眼圈，皮肤惨白没有光泽。头发长到肩膀，衣服也脏脏的，看上去像是在阿尔萨斯街头流浪了许久的拾荒者。我放下怀里的食物，对着玻璃拽了拽衬衣，几乎不敢相信那是我。
我本来就不胖，但是这几个月来，我好像又瘦了一圈，整个人像个麻杆。现在的我，仿佛行尸走肉。
我捡起食物，抱着它们匆匆来到目的地。
夏日的微风吹拂着树叶，它们轻轻摇曳着，发出沙沙的响声。我真想躺在树底下休息一会儿再离开。记得小时候，福利院里面也有一颗大树，我和卡尔经常在午饭过后去下面玩。有时一个下午就那么过去了。阳光透过树荫落在卡尔深棕色的头发上，然后又溜走。多么无忧无虑的时光啊。
我没有工具，只能徒手挖掘。好在那块土由于下雨已经松动了，比较容易翻开。没挖多深我就找到了一个油纸包，看来舒尔茨也是体力不济并没有埋得太深。
我将油纸包打开，里面是几张受潮泛黄的纸，和他之前在监狱里给我看的一样。我将它们重新折好包进油纸，紧紧抓在怀里，倚着树坐了下来。
我还记得舒尔茨的声音和那首曲子的调子，像情人的耳语。但是他的情人再也听不到了。我遮住眼睛无声地为他流泪。
直到贝海姆找到我催促我收拾行李，我才擦了擦脸，准备回营房整理。
营房里的所有人都东倒西歪地躺着，没人看我，自从舒尔茨死了之后，我在这里没有一个认识的人。他们也和我一样骨瘦如柴，干枯无力，但他们将会留在这里，虽然我不知道自己命运将会如何，但希望总还是有的。我想活下去，不管用什么办法，或许，战争就快结束了。
第二天清晨，我和贝海姆一起登上了前往奥斯维辛的火车。那一列火车很长，仿佛望不到尽头，铁轨两旁是绿油油的草地，甚至有野花开放，不知道为什么，我开始感到不安。
“没有回头路了。”他低声说，“别向后看。”
但我没有听他的话。我在后面敞开的车厢里，看到了几个探出来的脑袋，和飘忽的双眼。随后贝海姆一把拉起我，像拽走一块轻飘飘的布条，将我架上了火车。
“他们是谁？”我问道。
“犹太人。”他简单地回答，语气仿佛十分厌恶，然后他话锋一转，问我，“东西你都吃了吗？”
我从行李里掏出罐头。我实在不舍得。
“快吃了它。”他命令道，用工具打开罐头，“现在，立刻。”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着急。
“不想死的话就快点。”他皱了皱眉头，又从包里拿出一块面包塞到我嘴里，“这几天会给你充足的食物，到达目的地之前，你要使自己看起来健康一些。”
然后他又伸出手撩起我额前的头发又放下，整理了一下，“不要让你的伤疤露出来。”
“我后背……也有。”我嘴里嚼着面包，含糊不清地回答他。他的脸色一下子就变了，让我背对他站好，撩起了我的衣服，那道长长的伤疤就暴露在他眼前。
他面露难色，“非常难办。”
“怎么了？”我问他，他的语气很严肃，我也很紧张，心脏仿佛缩成了一个小球，剧烈地颤抖着。
他让我吃完东西趴到床上去，然后从随身携带的小箱子里取出一把手术刀，冰冷的手撩起我的衣服，没有温度的刀子对准我的伤疤划了下去。
我大叫着差点跳起来，但他按住我，十分恳切地说：“不想死的话就忍着。”我只能忍受。从第一刀开始，他沿着我的伤疤描摹着，重复着过去的伤痛，往事历历在目。当年抱住卡尔的时候，我感觉不到背后的痛楚，而现在，伤痛通过我的每一寸神经碾压过我的大脑，我想哭，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除了雷奥，我从没有给任何人展示过这伤疤，就连卡尔也没有。我害怕他会内疚，因为这伤是为他受的。
但所幸，这场新的折磨并没有持续多久。他擦干净我后背的血迹，又帮我上了药，覆盖上绷带。我深感意外，我以为他只是为了折磨我，没想到他会帮我治疗。
“你为什么这么做？”我擦了擦头上的冷汗，将头发整理好，穿上了衣服，从嗓子里费劲地挤出一句问话。
“很快你就会知道。”他扶我起来，尽量不去触碰我的伤口，“别沾水，别靠墙。”
后面的车厢传来女人的尖叫声。我吓了一跳，而贝海姆像是没听见似的整理着自己的医疗用品。
“刚才的声音……你听到了吗？”
“这种疯女人太多了。”他说，语气是全然的冷漠。
我无从知道后面车厢里犹太人的惨状，后来目睹的一切，让我庆幸自己没有看到今天的这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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