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自己问了一个十分不快的问题，不知道该如何终结。我手足无措地看着他，舒尔茨却继续说了下去，“我和法伊特是在学校里认识的。我是在一个小型古典乐俱乐部里第一次注意到他，他太耀眼了，金色的短发，宝石一样的蓝眼睛，像活着的希腊神祗雕塑。他向我走来，问我是否愿意和他去附近的咖啡厅坐坐。我怎么能拒绝他？”
金发碧眼的雅利安人特征，正是纳粹所希望的未来。我想道，但没有打断舒尔茨，他说话的时候有一种异样的神采，仿佛点亮了他死灰般的监狱生活。对面的政治犯对我吹口哨，嘴里叨咕着什么“只有相公才能臭味相投”之类的话。我没理他们，反而凑得离舒尔茨更近了。
“一切就这样开始了。那时形势已经很严峻了，我们时常偷着约会，我没有对父亲坦白，却将他介绍给母亲。得到她的首肯，我们终于无所顾忌地在一起了。我们决定逃到英国去，我母亲的一位远房亲戚在那边，可以照顾我们。”
“你的母亲真开明。”我感叹道，“我的养母听说我是同性恋，将我赶了出来。”
“养母？”
“我是英国人，从小在伦敦长大，是被法国人收养的。”我耸耸肩，“那不重要，你继续说吧。”
“我一直在等待我们的入境许可。但两周前，盖世太保突然闯进我家。意识到事态不妙，离开前我深深地拥抱了我的母亲。”舒尔茨的声音渐渐哽咽起来，“那可能……是我最后一次拥抱她了。”
我抓住他的手使劲攥了攥，“别这么说，你们还会见面的。一定会的。”
“他们将我扭送进车里，递给我一封信，不是我朝思暮想的许可证，而是一张逮捕令。上面清楚地写着我触犯了‘175条例’，是个同性恋罪犯。我不被允许提出异议，他们用冷峻的目光看着我。”舒尔茨深深吸了口气，像是把积压了许久的感情吐出去一样大口呼吸着，“我早该知道他们证据充分。在车里他们出示了我送给法伊特的相片，是我弹琴时母亲为我拍摄的。盖世太保不屑地打量着我，几乎将照片揉碎，说我是这个国家的耻辱……但我故作镇定心怀侥幸，摇头表示不知情。恼羞成怒的他们把背面翻过来，上面是我写的祝福语，随后一沓信件被甩在我的脸上，都是我写给法伊特的，通过字迹辨认就能定我的罪。我深知百口莫辩，就认了罪。他们把我投入监狱，一周前我被要求转到法国，以便远离法伊特。”
“法伊特的父亲……是个纳粹高官？”
“是的，他在奥地利当差。”舒尔茨苦笑道，“我父亲也是。”
我深感吃惊，“你的父亲也是高官为什么不救你出去？”
随后我闭了嘴，这其中一定有难言之隐，我却仿佛在伤口上撒盐。
舒尔茨似乎并未在意：“他试过与他们沟通，但遭到了拒绝。我真是天真，他们在我逃离奥地利前逮捕我，一定是法伊特的父亲通风报信。一旦我到达了英国，那些暧昧的信件也会被发现，法伊特他也会……呃，我该怎么称呼你？”
“叫我伯努瓦就行。”我说。
“伯努瓦，你不明白，纳粹对同性恋有多么恨之入骨，他们恨不得我们全死掉……虽然我父亲身居高职，但依旧无法改变我的现状。法伊特被保护得很好，而我必须忍受他们对我所做的一切……他们会为此把我关在这里一辈子的。”
但经历后来发生的种种，我宁可一辈子关在这里。
舒尔茨在监狱里一天天消瘦下去，他时常发烧、咳嗽，身体本来就不太好的他，在监狱里慢慢消耗着他的生命。我不知道那个名叫法伊特的青年是否也这样思念着舒尔茨，在我看来，舒尔茨非常可怜，而那位所谓高官的儿子却毫无作为。
真相如何我已无从得知。不久之后，我不记得是多久，在监狱里的日子永远浑浑噩噩，看不见日出，也看不见日落，我们迎来了最后的结局——所有同性恋者将被送往距离斯特拉斯堡三十五公里的希尔梅克集中营。
这是我们最后的命运，进入集中营的人无一例外都会死亡，我从其他同伴口中知晓，许多同性恋者被当做最底层的劳动力，做着最繁重的体力劳动；或者被送进实验室，往身体里注射不知名的激素，这些人第二天就会消失。
我开始感到害怕，这和我以前经历的完全不同。
天一亮，我们就被狱警推搡着离开了囚室。冬天的风阴冷干燥，我只穿了一件衬衣，毛衣给舒尔茨御寒了。狱警在后面催促我们快走，几个穿着党卫军军服的人站在囚车旁开始清点人数，所有人都低着头，阳光不刺眼，但谁也不愿意去看。舒尔茨站在我前面，双颊因为低烧而微微发红。
突然，穿军服的人叫住了舒尔茨并塞给他一张纸条。舒尔茨愣了愣，却没有停下前进的脚步。他快速将纸条塞进口袋里，上了囚车。
等我们全都挤上了拥挤的囚车，舒尔茨才小心翼翼地将手伸到口袋里，谨慎地取出纸条，快速看了一眼就又放回口袋里。他的手剧烈地颤抖着，整个人都站立不稳，仿佛下一秒就要倒下，他抓着我的胳膊，眼里的泪水在打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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