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是去上大学，不是上前线。”长久的沉默之后，瓦西里说，带着一丝笑意。
菲利克咕哝了一句什么，也许是“我知道”，也可能是“我不在乎”。瓦西里的把手放到他的后颈上，轻轻摩挲，直到菲利克停止颤栗。
“好点了？”
并没有，但菲利克点点头。
瓦西里双手搭着他的肩膀，轻轻把他推开，端详菲利克的脸，不知道想在上面寻找什么。过了几分钟，他笑了笑，食指指节刮了一下菲利克的脸颊，后退一步，彻底拉开两人之间的距离。
“不能叫你小老鼠了，你可能很快就会长得比我高。”
“我讨厌这个绰号。”
“所以我一直这么叫你。”
菲利克听见自己心里有什么东西崩断了，一根老化的琴弦，他一直视而不见。在这片荒芜的岩石上，昨晚深夜促使他跑到瓦西里门前的勇气忽然又回来了，他有权把话说清楚。“瓦西里——”
年长的男孩摇摇头，打断了菲利克尚未成型的句子，四处张望了一下，除了石头和海鸥，周围什么都没有。他握住菲利克的手，用力攥了攥，放开。“现在不行。”
“什么时候可以？”
“我不知道。也许过两年，等你也到101学校来的时候。”瓦西里的声音压得很低，几乎被海风盖过去，“在此之前，完全忘记这件事，好吗？不要告诉别人，要是你给我写信，一个字也不能提起，因为首先读到信的一定不是我本人。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菲利克？”
克格勃的孩子不可能不明白，但菲利克选择不说话。海鸥飞回来了，在他们头顶盘旋，不敢下来。雏鸟叫得越发急切，在窝里互相推挤，拍打着还没有羽毛的光秃翅膀。瓦西里转身下坡，向石滩的方向走去。菲利克半途回头，看着放下戒心的海鸥降落在岩石上，开始喂饥饿的小鸟。
“这些鸟儿太胆小了。”瓦西里评论道。
“对。”菲利克附和道，“太胆小了。”
沙子里贝壳的锋利边缘割伤了脚底，菲利克倒抽了一口气，继续向前走。潮湿的热空气和海水散发出来的泥腥味让他头晕。其他人的影子在远处出现，模模糊糊的，仿佛海市蜃楼。没有人在打排球，大家都躺在两把巨大的遮阳伞下面。尤莉娅先发现了他们，抬起手，懒洋洋地打了个招呼，瓦西里朝妹妹挥挥手，回头问菲利克想不想去游泳。
“不了，我回去睡一会，也许真的有点发烧。”
瓦西里看起来并不相信，但没有再说什么。他们在木板路的尽头分道扬镳，年长的男孩走向大海，菲利克独自返回空无一人的“达恰”。夏天总是这样结束的，未说完的话和没打算兑现的承诺像大小不一的卵石那样混在一起，被海浪冲过去就再也找不到了。
——
几乎可以说理所当然地，下一个暑假来的时候，瓦西里并没有回来。那时候捷克的动荡春天余波未散，坦克开进了布拉格。苏联人藏得很深的怒气快要烧到表面上来了，莫斯科的众多大学里传出了一些嘀咕，很快就回归沉寂。父亲又不见了，当然是出差去了，菲利克过了好几天才知道。第一总局派了个脸色苍白的年轻人来敲门，递给菲利克一叠卢布和一张纸条，上面是父亲的字迹，写了几句无关痛痒的话，叮嘱他照顾好自己。
他十六岁了，不适合再哄进笼子里，因此没人叫他到安德罗索夫少校家里去，但总部每天都会派人过来监视他，有些人假装帮他带吃的，聊几句闲话；另外一些人连借口都不找，直接命令他开门，进来巡视一圈，确保菲利克没有在桌子底下窝藏美国间谍，这才离开。
非常偶尔地，比如在昏昏欲睡的四月下午，他动过给瓦西里写信的念头，可以用“我最近想起了两个夏天以前的海鸥”开头，情报学院的审查员一定看不懂。但是这有什么必要呢？他并不指望瓦西里会回信。学校里似乎并没有因为瓦西里毕业了而显得有什么不同，菲利克仍然独来独往，让他高兴的是普利亚科夫也走了，他再也不用心惊胆战地穿过走廊了。
接着找上他的是克格勃。
除了父亲和尼古莱叔叔之外，这是菲利克接触到的第一张来自总部的面孔，一位胖胖的老先生，戴着一顶边缘磨损的贝雷帽，西装下面居然穿着格子背心，像极了菲利克在小说插图里见过的猫头鹰。老猫头鹰没有问菲利克的名字，却对他了如指掌，甚至知道他在青少年游泳预选赛里的糟糕名次。他开车带菲利克到使馆区的咖啡店去，用法语和他聊天，劝他多吃蛋糕，笑眯眯的，菲利克说的每一句话似乎都令他大感兴趣。老猫头鹰和他谈小说、花样滑冰和天气，自始至终没有提到101学校，更没有提起克格勃。一直到回家之后，菲利克才意识到自己连对方的名字都不知道。
他没有把这件事告诉父亲，只是在日历上做了个标记，以便数日子。为防万一，他也申请了国际关系学院和列宁格勒大学。菲利克其实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从他有记忆以来，面前的哪一条路似乎都只有克格勃这一个终点。拿走这个路标的话，他就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了。
然后，在长久的等待之后，1969年六月底，菲利克·奥尔洛夫接到了克格勃对外情报学院的入学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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