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王泽这句重话，陈泽成大声说道：“胡说，我们才不会答应日本人。”
“是不是胡说不重要，但是南方一直没有明确的表示，我相信如果袁世凯不想要答应这些条件一定会率先发动舆论，就是到时候不知道南方会不会影响，还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让日本人得逞。”
王泽的话，陈泽成还是一脸的愤怒，但是蒋静武却思考起来，他比起陈泽成知道的要多，毕竟陈泽成只是洪门中的人罢了。
历史上，中国交给日本的“二十一条”修订版和原“二十一条”相比，差之甚远，很多原来的侵略要求条文也变成了“留待日后磋商”，或是加进了限制条件，最后中日签订的“二十一条”实际上只有十一条。
而且对于这些袁世凯也早有应对办法，如已签订了的条款中涉及允许南满、东蒙地区中日杂居以及杂居地商租权问题、聘请日本顾问问题，袁世凯就说：“购买租地，我叫他一寸土地也买不走；杂居，我叫他一走出附属地，就会有生命危险，日本顾问，一个月给他两个钱，至于顾不顾，问不问，权力在我手。”
同时，袁世凯政府还巧妙地放纵并利用民间反日舆论，打击日本的嚣张气焰，那一时期，民情沸腾，纷纷抵制日货，爱国情绪日益高涨。
在长达8个月的抗议浪潮中，日本成了过街老鼠，不仅在经济上受到重大损失，其国际声誉也遭受重创，面临来自美国和英、俄等国的压力与指责。
正如旅美历史学家唐德刚所评价的：日本虽然费尽心机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但后来也只落得个雷声大、雨点小的收场，反而弄得臭名昭著，为天下人耻笑。
不仅如此，大隈重信也因为未经御前会议就贸然提出“二十一条”，导致外交失败、经济受损而下台。
日本试图将中国变为日本的“保护国”的阴谋彻底破产，但中国在这次危机中，同样遭受了损失，被迫延长旅顺、大连租借期至99年。
听到王泽接下来讲述如何结合国际形势，还有如何借着这次危机中让袁世凯放弃皇帝计划，还有采取的外交谈判手段都让蒋静武大受震动。
这完全可是说是极其高明的手段。
“先生的计谋，简直就是国策，蒋静武受教了！”
听完王泽的话，蒋静武冲着王泽深深一拜。
“王师傅，今天先到这里，静武我这就回去立马给南方发电报，择日在来打扰，还望王师傅不要把我们的事情告知其他人。”
说完，蒋静武就领着陈泽成匆匆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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