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汉看着他们靠近，假如他有什么表情的话，也都藏在蓬乱纠结的胡子和头发下面了。格里夫斯在他旁边坐下，打开野餐篮，逐一取出威士忌、乳酪、苹果、面包卷和裹在锡纸里的火腿。“教授”大笑起来，听着像兴奋的狗吠，他伸手拿起酒瓶，塞进鼓鼓囊囊的大衣里，对格里夫斯说了什么。
“至少我们知道烈酒让他高兴。”海因斯说。
“他问我们是不是又在找人。”
“跟他说说我们的男孩。”
流浪汉指了指自己的脑袋，飞快地说着话，伴着夸张的手势，格里夫斯时不时回答一句sì ，催促他说下去。海因斯倚在路灯灯柱上，等这场雪崩般的独白结束。
“他说他从不忘记任何一张脸，好记忆是他的谋生手段，”格里夫斯开始翻译，“这个叫克里斯滕的男孩，他见过照片，大概两三天前，有人像我们一样在找他，很大方，承诺给他五十里拉 ，是一个他不认识的波兰人，但他大概知道这个人为谁工作。”
“谁？”
格里夫斯犹豫了一下：“他想先要五十里拉。”
海因斯点点头，酒吧老板摸出几张钞票，看着它们消失在流浪汉脏兮兮的大衣里。“教授”撕开锡纸，把火腿塞进嘴里，说了一个名字。
“伊戈·卡扎斯基，”格里夫斯把这个名字重复了一遍，“一只码头老鼠，矮个子，总是戴着绒线帽。他说他不知道伊戈住在哪里，但我们可以问问救世军商店的人，伊戈的妹妹在那里工作。”
救世军商店是个逼仄的洞穴，堆满待售的捐赠物，看店的是个穿着救世军制服的老太太，听见卡扎斯基这个名字就皱起鼻子，像是闻到了死鱼的气味。“如果这又是因为赌债——”她开口。
海因斯冲她微笑，向她保证这和赌债无关，声称自己是个从布鲁塞尔来的人权律师，为一个慈善项目工作，正在为战争受害者们寻找失散的家人，卡扎斯基先生和他的妹妹很可能有一个在华沙的叔叔，他十分需要和他们谈一谈。
“但是这不可能，”店员惊讶地挑起眉毛，“卡扎斯基一家是从乌克兰来的。”
“您当然是对的，”海因斯温和地让步了，“尽管如此，我还是想见一见卡扎斯基先生，以便彻底排除这个可能性，毕竟这关系到一大笔遗产。”
半小时之后他们站在了一栋破旧的公寓外面，门前扔着几个长满杂草的花盆，一辆生锈的单车靠在墙边，前轮已经不见了。挂锁形同虚设，海因斯踢开了门，走进昏暗的起居室。
“现在我们要做什么？”格里夫斯的声音从背后传来，紧接着是响亮的哐啷一声，他碰翻了垃圾桶。
一张孤零零的沙发摆在吊灯下面，茶几上堆着空啤酒罐和捏扁的烟盒。“现在，亚瑟，”海因斯挪开装着毛线和棒针的篮子，在沙发上坐下来，“我们等着。”
——
外面很安静，仿佛也在屏息等待。偶尔出现的脚步声也匆匆忙忙，急于离开。从落满灰尘的窗户透进来的光线逐渐倾斜，拉长了影子。在黑暗之中，旧房子的各种声响变得异常明显，木板的嘎吱声，老鼠磨牙的声音，还有水管在砖墙里的轻微震颤。
远处有人在哼歌，完全走调了，听不出来是什么。门锁咔嗒一响，没上油的铰链摩擦出干涩的声音。站在门口的影子如此瘦小，像个发育不良的孩子。伊戈·卡扎斯基打开了灯，愣住半秒，转身逃跑。格里夫斯伸腿把他绊倒，海因斯抓住他的手臂，扭到背后，膝盖压着他的后腰。
“幸会，”他用俄语说，“卡扎斯基先生，我需要问你几个问题，关于你的克格勃雇主。”
小个子挣扎着，脸涨得通红，灰色绒线帽落到一边：“你们是谁？”
“游客。”海因斯回答，“我知道你在为索科洛夫工作。”
“没听说过这人。”
海因斯用力一拧他的手腕，小个子尖叫起来。
“想清楚一些，卡扎斯基先生。”
“我只是收了钱！”卡扎斯基叫道，声音发颤，“有人让赌场守门人转交给我的，一百二十里拉，我敢肯定那条脏狗私吞了至少一百里拉，条件是我和我的小扒手们盯紧码头，帮他们抓一个美国人。”
“‘他们’是谁？”
“苏联人！见鬼。”
“索科洛夫在哪里？”
一家倒闭已久的地中海餐厅，那里有个酒窖，他们把美国人关在酒窖里，其余的他都不知道了，审讯不合他的胃口，而且现在也没什么可以做的了。瘦弱的乌克兰人半边脸被压在地板上，像鱼一样张合着嘴：“苏联人今晚离开热那亚，飞机还有一小时就起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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