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老艾哈迈迪糟糕透顶的旅馆”正式的名称是河景旅馆，虽然周围既没有河，更没有值得一谈的景致。大门原本该在的地方只剩下两道蚀进墙壁的钉痕，走廊是个漆黑的洞穴，散发着垃圾腐坏的酸臭味。一个男孩蹲在唯一亮着灯的房间前，套着脏兮兮的罩衫，像只瘦弱的老鼠。安东踩上了碎玻璃，咔嚓一声，陷在一堆坐垫里的胖门房并没有抬起头：“二十里拉一晚，先付钱再拿钥匙。”
“我在找人。”
门房的目光短暂地从**杂志上挪开，把他上下打量了一遍，找不到任何表明他是警察的蛛丝马迹：“滚。”
“我在找的住客很可能称呼自己‘麦卡伦’或者‘亚历克斯’，应该还带着一个年轻人，二十五六岁，有印象吗？”
“没见过这样的人。”
门口又传来碎玻璃的响动，穿着罩衫的男孩跑上楼去，把木楼梯踩得咚咚作响。安东关上门，走近了沙发。察觉到什么不对，门房像头肥胖的海象一样在坐垫里扭动，试图站起来。安东对着他的脸来了一拳，他摔下沙发，撞翻了茶几，滚到污渍斑斑的地毯上。
“现在有印象了吗？”
带血的唾沫流到胖门房的下巴上，是的，他记起来了，确实有那么一位先生，付了三倍价钱，叮嘱他不要对任何人提起一个字。河景旅馆接待过不少这种鬼祟的客人，因此麦卡伦先生并没有特别引起门房的注意。是的，一起来的还有麦卡伦先生的侄子，他们在三楼，不，先生，我们这里没有房号，三楼走廊，从左边数起第五个房间。
穿罩衫的男孩不见踪影，也许这里有别的出口。楼梯和走廊散发出强烈的霉味，不管他多么小心，受潮的木板还是在鞋底嘎吱作响。争吵声穿透墙壁，一个孩子在某处高声哭嚎。安东攥紧了枪柄，手心湿漉漉的，仿佛这是他第一次出外勤。那时候他二十二岁，刚刚离开列宁格勒到莫斯科去。任务本身相当直观，到这个地址去，爬一道围栏，撬开这个和那个档案柜，把这些和那些文件拍下来。他拿相机的手很稳，冷汗却浸湿了后背。
门卡住了，安东不得不踢了两次，举起那把托卡列夫33。然而他要找的人手上并没有武器，枪放在写字台上，太远了，海因斯也没有靠近它的意思。浴室门开着，里面空无一人。海因斯向他走近一步，停住了，离枪口不到半米：“塔米娅把我卖给你了，是吗？”
安东假装没有听到：“钥匙在哪里？”
“我不知道。”
“那个发报员？”
“你可以继续问五个小时，我还是不知道。”
“我没有时间玩游戏。”
“没人说过这是个游戏。”
“告诉我那个男孩在哪里，我并不想——”
“不想对我开枪？”海因斯看着他，“帮我个忙，这次瞄准一些。”
他仍然没有放下枪，这个姿态此刻显得异常愚蠢，一个空洞的威胁。
“‘索科洛夫有一种拳击选手的沉默，易怒，但并不鲁莽行事’，”海因斯说，“这是我交给‘波恩小乐团’的第一份报告，关于你。他们很喜欢，说读起来就像报纸每周末刊登的连载犯罪小说。罗杰更关心你有没有被策反的可能，我告诉他，算了，我还不如去劝说花园里的栗树叛逃。”
他还是没有回答。海因斯又走近了一步。
“一个问题，安东。”
看在上帝份上，别提华沙。
“你知道那是我，在华沙。”
这不算是个问题。他不知道他能回答什么，我别无选择，或者我很抱歉，也可能是不，我并不抱歉，这就是我们所有错误决定的累加结果。“是的。”他放下枪，移开目光，“他们说你死了。”
我不能继续打猎了，从华沙回来之后，他告诉彼得，我需要点时间。彼得问这是不是和早前去世的奥尔加姨妈有关，无意中为他提供了绝佳的借口。是的，彼得，我想回列宁格勒，是的，为了亲爱的姨妈，我想亲眼看看她的坟墓。安东在一个冰冷的二月早晨回到了农场，没有到房子里去，独自一人穿过霜冻的田野，走向沼泽和远处被冻雾笼罩的森林。我杀了他，他告诉奥尔加姨妈，墓碑沉默无语。
彼得给了他一个月，然而安东五天之后就回到了莫斯科，因为再也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没有角色需要扮演。他被从莫斯科调往东柏林联络站。去帮帮忙，彼得说，盯着孩子们。安东明白他才是被盯着的那一个。
“你从来没有质疑过？”
“我看见了你的名字，71年的外交通讯录，伊斯坦布尔领事馆，但这又有什么区别？”安东问，“一切都结束了。”
海因斯没有再说什么。安东又看见了他们之间的那堵墙，那上面偶尔会出现些裂缝，允许他们看对方一眼，然而当他们之中哪一个想靠近的时候又把他们推回去。他想碰碰海因斯，确认他活着，但就像许多个波恩的夜晚那样，他今天也无法跨过那堵墙。
“走。”安东说。
海因斯看着他，皱起眉。
“我追踪斯特拉斯堡的发报员到这里，发现他并不是独自一人，短暂的驳火，”安东往墙上开了两枪，巨大的声响惊起了尖叫和混乱的脚步声，“他们逃往不同的方向，我继续追发报员，顾不上另外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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