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亚历克斯，不管他的姓氏是什么，并不存在于档案和监控名单上，虽然这并不能说明什么。彼得似乎觉得这十分有趣，而安东认为这是对他个人的侮辱。他空手返回波恩 ，在那张疏于使用的小办公桌后面咀嚼他的失败——这张桌子被塞在苏联使馆签证办公室的边角处，快要挤进文件柜里了，平日用于堆放多余的墨水瓶和茶杯。领馆雇员私下里叫他“卢比扬卡 的孩子”，而对那些确实在卢比扬卡工作的人而言，他就只是“彼得的孩子”。在措辞模糊的外交人员通讯录上，安东·索科洛夫是一位“助理”，附带一个电话分机号码，并没有进一步说明他在“协助”些什么。
巴特戈德堡使馆区 从来不缺这样的助理。
他当时住在一间带家具出租的阁楼里，靠墙放着一张孤零零的床，看起来像是从军医医院捐赠品仓库里偷的。倾斜的窗户放进阳光，玻璃上经年累月的污渍已经擦不干净了，总是给人深冬的印象。在变幻莫测的早春时节，那窗户放进来的还有雨，在铁桶里敲出时钟一般稳定的滴答声。唯一一部电话放在床边的地板上，以便在各种古怪的时刻把他吵醒，驱赶到笼罩着波恩的漫长黑夜里。
名义上的房主从未出现过，租金之类的事务经由使馆的一个秘书打点，即使安东怀疑房主事实上并不存在，他也没有和任何人讨论过。楼下的家具都盖着防尘布，当他半夜回来，就着一个低瓦数灯泡的光亮走上楼梯的时候，它们看起来仿佛未完成的石膏雕像，有着模糊的猎食动物的形态。除了厨房，他从不用楼下的房间，只是偶尔把靴子摆到台阶上晾晒。唯一一件西服外套挂在壁橱里，他只有两条领带，灰色，和更深的灰色。当他出现在土耳其大使馆举办的鸡尾酒会时，打的正是深灰色的那一条。
那是个暖和得惊人的四月下午，早上下过一场小雨，在随之而来的烈日下早就了无痕迹。冰块迅速融化，把托盘里的甜茶变成寡淡的棕色糖水。花园里安排了一场撞球游戏，旁观者比参与者多出两倍。今天他扮演的是苍蝇的角色，在人群里拣拾闲言碎语。汗水浸湿了衣领，安东解开领带，塞进外套口袋里，走向树荫下的长桌和放在上面的冰水。草坪那边传来击球的沉闷声响，夹杂着不冷不热的掌声。桌边零散地站着些不愿意到太阳下面去受刑的人，围着装果酒的大玻璃罐，像鳄鱼围着即将被晒干的水塘。一个戴眼镜的人正在和土耳其大使的三个女儿谈话，她们叫他“海因斯先生”，不停地发笑，互相推搡。安东盯着那个戴眼镜的人，放下玻璃杯，大步向他走去。
“亚历克斯。”
银行家、图书馆员或间谍脸上全是礼貌的困惑：“抱歉，我不——”
“我们在伯尔尼见过，请原谅，女士们。”他对外交官的女儿们说，抓住亚历克斯的手肘，把他拽向长桌的另一端。围在果酒旁边的几个参赞投来了怀疑的目光，安东松了手，把亚历克斯推到树篱后面。
“‘我们在伯尔尼见过’，”亚历克斯摘下眼镜，皱着眉头打量镜片，又戴回去，“列宁格勒的军校应该先教你们说话，再把枪放到你们手里。你的女儿怎么样了，本杰明？不存在，我猜。”
安东跨过了列宁格勒的陷阱：“你不幸的妻子也一样。”
亚历克斯摊开手，做出“那又如何”的姿态。离开了酒店餐厅的阴影，他看上去反而更小了一些，一只收起翅膀的鸟。如果安东再有机会猜三次，他会说邮差、保险推销员或间谍。“我们躲在这里的理由是什么？”亚历克斯问，“你需要道歉还是安慰？我两样都不能提供。”
“坎布里亚工厂的蓝图。”
“从没见过，理应在英国人手上，不是吗，大个子？”
安东想打断他的鼻梁。
草坪那边又传来一阵掌声，这次听上去更热情一些。亚历克斯拍了拍安东的手臂，重新向长桌走去，安东原地站了一会儿，还是跟了上去。“巴特戈德堡令人难堪的一点是，”亚历克斯拿起两杯已经失去气泡的香槟，把其中一杯递给安东，后者板着脸，一动不动，亚历克斯耸耸肩，把高脚杯放回原处，“我们都假装这是一个有规矩的文明世界。你想知道我的建议吗？”
“不。”
“我的建议是，多喝点酒，享受这个下午，”亚历克斯往草坪的方向走了两步，折返，从衣袋里摸出一件金属物，放进安东手里，“谢谢你的打火机。”
这是一个重大疏漏，四个小时之后，安东向想象中的彼得抗议，把通讯录砸在那张堆满茶杯的小办公桌上，翻到字母H所在的那部分。他要找的名字在第75页，右侧栏，第二个。
康纳·海因斯，初级常务助理，括号，贸易。
——
“我们不去港口。”海因斯跨过一个蜷缩在楼梯平台上的人，并没有低头看那个倒霉鬼。
“我没有意见，先生，”莱昂紧贴着长霉的墙壁，小心地躲开那双一动不动的、结着血痂的光脚，跟了上去，“我以为我们要离开伊斯坦布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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